蒋公介石（三十一）：新生活运动
新生活运动
孙中山和蒋的思想，扎根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沃土中。蒋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不行了，恰恰是因为国人偏离甚至抛弃了自己的传家宝。
中国要富强，有尊严，必须回过头去寻找这些宝藏。蒋认为，要救国必须端正人心，提高国民素质。他要用神传的祖宗传统、古人的智慧，开启国民的良知。
“礼义廉耻”
一九三二年，蒋提出，要医治现在中国人的毛病，“我们除了用这一个药方‘礼义廉耻’，别的方子一定是药不对症的”。（《人格与革命》，一九三二）蒋给这个药方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——“新生活运动”。
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，蒋在南昌发表《新生活运动纲要》。“今日吾国社会，一般心理，苟且萎靡，其发现于行为者，不分善恶，不辨公私，不知本末。善恶不分，故是非混淆；公私不辨，故取予不当；本末不明，故先后倒置；“
”于是官吏则虚伪贪污，人民则散漫麻木，青年则堕落放纵，成人则腐败昏庸，富者则繁琐浮华，穷者则卑污混乱。”“我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之文化，其食衣住行之法则，本极高尚；时至今日，反有粗野卑陋之状态，而不免流为非人的生活者，厥为‘礼义廉耻’不张之故。”（《新生活运动纲要》）
蒋在《中国之命运》中，真实地描绘出当时中国的社会风气。
“至于社会风气，五千年来尤为我国先圣先贤所终身倡导和致力不倦的大业。他们知道社会风气的转移，足以影响国家的治乱与民族的存亡。”
“所以历史上虽治乱相乘，兴亡递见；然而社会风气仍能精诚笃实，勤劳俭朴，崇礼尚义，明廉知耻。我们中华民族所以能久存于世界，此实为其基本原因。但最近百年来中国在不平等条约压迫之下，社会风气日趋于败坏。“
”我们分别检讨社会上的习尚，立即可以看见一般国民无秩序的恶习，则表现其放荡浪漫的现象；无条理的颓风，则表现其杂乱糊涂的现象。人人不笃实，事事不敏捷。处处皆见其轻浮虚伪，与疲玩怠惰的心理。因循苟且，徘徊瞻顾，丧失信念，不下决心。损人利己，重私轻公，不知社会国家为何物。礼义扫地，廉耻荡然。民族道德之堕落，可以说莫此为甚！”
“国民的日常生活，陷溺于颓风恶习之中。于是各人以其私利定是非，以其私欲定善恶。合于私利者为是，合于私欲者为善。于是刁玩者得势于乡里，狡狯者横行于都市，以公共的安全与他人的幸福，供自己欲利的牺牲。学说政论，更从而加以文饰，或进而予以利用。“
”文饰者以利欲为个人的自觉而颂扬之，利用者借利欲为社会的斗争而煽动之。效法圣哲，崇拜英雄，尚友古人的风气，不独趋于消，亦且受人鄙弃。更相率以歌颂外国的人物，敝屣祖国的历史。共信沦亡，自信亦失其重心。民族因此成为一盘散沙。国家由是陷于分崩离析。殊不知民族国家濒于危亡，则个人的生存即无所寄托。”
蒋倡导：“新生活运动，就是提倡‘礼义廉耻’的规律生活。以‘礼义廉耻’之素行，习之于日常生活——‘食衣住行’四事之中。”
“我中华民族本为‘重礼义’、‘明廉耻’之民族，而‘礼义廉耻’之于今日之建国，则尤为迫切而不可须臾缓也。”（《新生活运动纲要》）
国运悲惨
“中国五千年来，重勤劳，尚俭朴，布衣蔬食，女织男耕的风气，在烟赌娼妓盗匪的租界流风之下，乃洗扫净尽。”（《中国之命运》）
“我们中国古来的伦理哲学，对于人类社会相系相维之道，有详密精深的研究。社会的组织虽有不断的演进，而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之道，上下尊卑，男女长幼之序，乃至邻里相恤，疾病相助，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。“
”百年来，租界流风之所至，一般人士对于这些常理，不但忽略，亦且鄙弃。于是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、尊卑长幼之间，邻里乡党之际，不复有相亲相爱之心，更失其互助合群之谊。遇事惟物质的利益是图，随处无道德的标准自律。“
”义之所在则推诿，利之所在则交征。上下相蒙，左右相欺。老弱无所顾恤，贫病无所济。视骨肉如路人，视同胞如敌寇。甚至于认贼作父，腼颜事仇，逆伦反常，而不自知其非。“
”举中华崇礼尚义之邦，使化为寡廉鲜耻之域。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中毒之深，一至于此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国民道德日就于衰败，且更影响于国民的体格，使其日就于萎弱。”（《中国之命运》）
”中国人背离了自己的文化，瞧不起自己的辉煌文化，在外来意识形态中找出路，而不知其内涵，造成了后来的他们的上台，民族面临最大危机。“
”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，由拒绝而屈服；对于固有文化，由自大而自卑。屈服转为笃信，极其所至，自认为某一外国学说的忠实信徒。自卑转为自艾，极其所至，忍心侮蔑我们中国固有文化的遗产。”（《中国之命运》）
《中国之命运》中英日文版
改造国人恶习
蒋提出，“我们要改革社会，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，不是用武力能成功的，要如何才可以成功呢？简单的讲，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道德，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知识。”（《新生活纲要》）
“一切的学术技能都还是教育次要的东西，最根本要紧的事情，就是要教做人的道理，养成学生完美的德性和人格，使他成功一个明礼义知廉耻的人！“
”具体的讲，就是首先要从他们的衣食住行教起，使他们都能过整齐、清洁、简单、朴索的新生活。如果这个根本的东西忘了，单是教些物理化学英文算学等知识技能，那么，不管你教得怎样好，也没有用！因为知识技能，禽兽也有的，禽兽也可以教会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，人之所以为人，就是懂得做人的道理——明礼义，知廉耻。”（《《新生活运动之要义》）
在台湾各地学校可见的“礼义廉耻”匾牌
当时的歌曲有：《国民道德》、《有礼貌》、《扶老助弱》、《勇于认过》、《敬尊长》、《明是非辩曲直》、《爱弟妹》、《意志要坚定》、《见义勇为》等等。用喜闻乐见的形式，从细节入手，移风易俗，教化民众。
一九三六年，新生活运动二周年，蒋说：“我们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，乃是昨死今生的运动，亦即一种起死回生的运动。”（《新生活运动二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》，一九三六年)
一九三八年，新生活运动四周年纪念日，南京大屠杀刚刚过去两个月。蒋悲愤地说：“现在我们民族复兴的事业，刚做到了中途，敌寇用凶横无比的暴力侵入进来。”他要求全国同胞“要不屈不挠，不受威胁，宁死不作顺民，宁死不服从伪组织，不与敌人通买卖，相往来。所谓匹夫不可夺志”。（《新生活运动四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》，一九三八）
新生活运动要改造国人百年来的恶习，难度极大，受到各种无知嘲笑和恶意指责。但是有日本人看出其中端倪。
策划“九一八”事变的石原莞尔中将曾认为中国“官乃贪官，民乃刁民，兵乃兵痞；政府欺压民众，官民对立；若外国入侵，民众不会支持政府”。卢沟桥事变后，他却反对扩大战事，说“中国自实行新生活运动以来，全国军民的振奋精神已不可低估”。
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战前曾说：“中国有三件不可轻视的大事，就是整理军备、整理财政和新生活运动。”（李功勤，《百年大业－－中华民国发展史》）
如果北伐和清D是治疗中国肌体与内脏的疾病，新生活运动则是精神层面的救赎。
蒋生活清淡，非常规律，很有节制，突现出他作为领袖的诚意，反映其内在的精神底蕴。他平素完全不吸烟，而且滴酒不沾，餐桌上总是以白开水代酒。
不幸的是，新生活运动因为当时的战乱被打断了，抗日战争以后接着是内战，没有给蒋足够时间来完成国民的道德复兴。
1930年代的蒋
（未完，待续。。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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